回到唐朝,回到西安还叫长安的时候。最昌盛的国度、最旖旎的时节。在时间与空间的坐标上,唐朝和长安交汇而成的,是一个让美恣意盛开的地方。如日中天的国力、血脉旺盛的生命力、八面来风的宏大气度共同绽放出一朵让后世道学家瞠目结舌的靓丽的女性时尚之花。一切时尚审美标准都从这里出发,然后迅速辐射全国波及海外,引领世界时尚潮流。在一千多年后,在长安已被称为西安的今天,拂去历史的烟雾,重新抖搂出那些出土文物尘封的美丽,唐朝女子浓艳与奢华的昔日光芒便恣意地绽放。
未到西安之前,就听到过关于陕西人的一个说法：“不化妆是兵马俑,化了妆是唐三彩。”而关于西安的“评价”则是：“一是古,二是土”。在我来到西安的时候,就觉得确实是“土”,而且具体到就是“土”本身：城中尘埃扑面,气候干燥。皮肤像落叶一样发脆。城里的人流的装扮,虽然不至于是兵马俑或者唐三彩水平,可是离“土”还是比离“时尚”近得多。
但是,当我在西安拜访了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有那些唐代墓葬古迹之后,惊艳之余,几乎觉得现在西安的“土”是一种欲擒故纵的手法,为的是叫我这样外来的人猝不及防,蓦地为之心折：因为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这里是中国女人曾经最美的地方。如日中天的国力,血脉旺盛的生命力,八面来风的宏大气度共同绽放出一朵让后人瞠目结舌的靓丽的女性时尚之花。
我们今天还用“唐装”来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服饰的统称,但是,现代的唐装,根本无法和唐代的服装千姿百态、灿烂夺目相比。关于唐朝的女性时尚,有一段著名的记载,读来令我忍俊不禁,这简直就是男人对女人不服管束、追逐时尚的抱怨和牢骚：“……风俗奢靡,不依格令,绮罗锦绣,随所好尚。”“上自宫掖,下至匹庶,递相仿效,贵贱无别”(《旧唐书》卷45《舆服志》)。而那些壁画、女俑也在对这样的指控“供认不讳”：唐代女性服饰确实是浓艳、大胆、奢华、雍容大气、标新立异。
而就在她们引领世界时尚潮流的时候,我今天所生活的上海还是一个小渔村,日本还是因为物资匮乏而禁止庶民穿红染衣服的奈良时代,至于纽约,还是印第安土著的天下,根本没有开化。
一切从长安开始
回到唐朝,回到西安还叫长安的时候。
来看看长安的位置：位于秦岭之下,渭水之滨。远从西汉时起,就有“八水绕长安”之说,使长安得到灌溉,土壤肥沃,物产丰饶；河流给它带来交通运输之便,关东地区、剑
南地区和江南地区的丝绸源源不断而来；秦岭茂盛如青障的森林,不仅带来了王维在诗中一再赞美的“深林”、“空林”景致,更带来了良好的小气候。
这一切,使长安这个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天然地成为富庶繁华的时尚中心。它开创服饰制度、生成时尚风气,然后迅速辐射全国甚至波及海外。唐初可以说是创制时期。自隋文帝开始的“复汉魏衣冠”的服饰改革之后,历经唐太宗、高宗对服制、服式作出规定,开创了制度,一直相沿到盛唐玄宗时期。在这种对制度的沿用中,长安不断地给中国女性制定着新的时尚审美标准,从体型到服饰到化妆,甚至到生活方式。正是这种标准的变化,加上女性对美的不懈探索和追求,带来丰富的时尚流变。
唐代女性时尚的主要潮流是：由遮蔽而趋暴露(样式),由简单趋于复杂(花纹、妆饰),由简朴趋于奢华(服装风格),由清秀而趋丰腴(体型)。
上行下效 在唐代,一切时尚都是从长安开始的。《后汉书》中长安时谚：“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所描写的情景用来形容唐代也非常贴切。虽然本意是讥讽“上之所好,民必甚焉”,上头决策,下面会变本加厉地盲目执行,但是若从时尚角度来考察,却绝好地说明了长安作为时尚中心、时尚之都的巨大影响力。这个影响力不但遍及全国,而且波及朝鲜、日本,直到中亚。(有学者这样形象地表述唐朝对日本的影响：日本原来的情况像一锅豆浆,唐朝的精神是卤水,一下子将它点成了豆腐,从此有了成型的文化。服饰文化当然也是如此。)
与今天世界范围时尚现状相似的是,唐代的时尚主要由宫中(今天是王室)、贵妇(今天是富商太太和社交名媛、部分白领)、以声色技艺娱人行业的从业女性来引领风骚。
也许是李唐王室带有鲜卑血统,“胡化”尚武,并影响了审美观；也许是农耕文明产生的审美与富裕的物质基础相遇造成的一种必然——唐代崇尚浓丽丰肥之美。赏花要赏牡丹,马也要腿粗臀部大,人是“尚丰肥”,女子为了使自己显得更丰满,往往将裙子做得很宽大,六幅,八幅,十二幅,还要将腰身提高到腋下,这样整个人不见腰身,几乎像一个灯笼的外形了。杨贵妃这个特殊人物的出现,玄宗对她的宠爱,更是推波助澜,使“以肥为美”达到顶峰。
至于化妆,这也是宫中的大事。唐玄宗封杨贵妃三姊妹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每人每月给钱十万,为脂粉之资。然而虢国夫人不施脂粉,自炫美艳,常常素面朝见天子。虽然不施脂粉,但眉还是画的,“淡扫蛾眉”。据史籍记载,唐玄宗染有“眉癖”,史称“唐明皇令画工画《十眉图》……”一朝天子亲自推广和提倡,画眉之风在妇女中盛行不衰,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服饰,唐代妇女服装有三大类：上衫下裙、胡服、男装。而男装也同样可见上层的示范作用：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一次在高宗的内宴上,以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佩带弓、剑等“纷砺七事”的装扮出场,不但男装,而且全副武装,弄得高宗和武后都觉得好笑,对她说：“女子不可以当武官的,你干嘛打扮成这样？”公主带头这样“玩酷”,对女穿男装的影响可想而知。
时髦成风 唐代是一个非常注重时尚的朝代,女性更是时髦成风。政治、法律、道德、礼仪都不能约束这种强烈的好美之心和对时尚的追逐。贵贱、男女、夷夏的界限都被冲毁了。
胡服是唐代的舶来品,虽前后有变化,但主要特征是：男女区别不大,兼具实用与审美。有“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衩衣之制度,衿袖窄小”的记载。当时有些保守的人认为这是“妖服”,可以看出它的新异程度,但却是唐初最流行的服饰,而且流行了一段时间——女为胡妇学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元稹)。中唐以后,曾经新奇的胡服逐渐消融在传统服装之中。
关于为什么流行男装,研究者有不同解释,如：唐朝统治者出身胡族,因而尚武,导致胡服流行；社会开放,女性参加社会活动较多,男装方便；女性自我意识较强,为了体现曲线美；等等。其实北齐、北周、隋朝同样有胡族血统,有开放的社会,却没有如此大规模的女穿男装；体现曲线美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而且更加直接；至于说方便,女性为了美,穿了多少不方便的衣服？而且唐代的时尚风格并不是追求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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